中国资本在柬埔寨
[文章导读]
中国经济的外向性，不仅突出表现为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制造业大工厂，更加深入地表现为中国资本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新驱动。本刊曾经以封面专题形式深入而全面地讨论过中国资本在非洲的现状与未来，现在将目光转向我们身旁。本文简晰地描绘了中国资本在柬埔寨之旅的全景图，明快地指出中国资本所面临的问题核心：中国资本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需要精准地阐释自身，如何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大体可以接受的关于“中国资本”的知识体系。
2000年，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并于2001年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向海外直接投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据商务部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公报》，截至该年年底，中国海外投资存量达到5319.4亿美元，位列全球第十三位；而2012年，中国海外投资的直接资金流量达到878亿美元，成为当年的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使其在全球资本格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的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其在全球资本中的位置也将进一步上升。因而，如何理解中国投资对资本接收国的影响，如何审视中国投资和当地政治、社会的多重关系，这既涉及资本接收国在资本和社会发展之间如何自处的问题，也关乎到中国资本未来的处境和命运。
基于这样的现状，在AFSC（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的资助和帮助下，笔者于2013年8～12月，在柬埔寨进行了近5个月的工作和调研。之所以选择柬埔寨，一方面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柬埔寨的国运升降和中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几乎和中国经济崛起同步，1994年柬埔寨正式通过《投资法》，大规模吸引外资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能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柬埔寨的协议投资累计已达96亿美元，事实上成为柬埔寨的第一大直接投资国。
虽然自1993年以来，柬埔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社会问题的重心随着时间流逝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是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从普遍贫穷的社会迈向了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社会，穷富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城市贫民甚至维持基本的生计都有困难，由于红色高棉屠杀的影响，中产阶层在短期内难以形成；而在民意层面，普遍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洪森家族及其亲信通过权力而占据大量社会财富。二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从普遍要求和平的社会迈向了追求经济平等的社会，虽然在社会精英层面仍然是追求政治民主和社会和平，但是经过20年的社会稳定后，要求和平已经被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所代替。三是在政治构建层面，从封闭的越南式社会主义的政治向多党竞争政治转型，但是政治独占的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四是在全球经济层面，从一个完全排斥外资的社会迈向了一个全面依靠外资的社会，但其自身的经济和技术基础依然无法形成，完全依赖于外国资本推动本国发展。
不管在社会--经济还是政治方面，中国资本进入柬埔寨都面临这些转变的过程。因而，我们有必要把中国资本的进入放在柬埔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加以理解。
中国资本与柬埔寨权力
在柬埔寨，你碰到任何一个受过些许教育，包括高档餐厅的服务员，说到中国投资，都会向你诉说柬埔寨政府的腐败，都会略带“诉苦”的姿态指责柬埔寨人民党对权力的垄断，对财富的垄断，所以才导致了社会普遍的贫苦，当然，这种说法与其自身处境有着极大的关联，即柬埔寨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
Peter Russell，这位自1993年柬埔寨民主化后，就来到这里为当地社会重建服务20年的澳大利亚人的看法，或许能够相对客观地说明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人民党在推动柬埔寨摆脱红色高棉的统治，推动柬埔寨走向和平上，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但是在民主化之后，由于柬埔寨整个社会都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外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既给社会带来了工作和改变生活机会的条件，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行政能力有限的政府发生普遍且大规模的腐败。
究其原因，柬埔寨虽然接受了联合国的民主化方案，但是长期的社会战乱，导致人民党和奉辛比克党经过战争的熏陶之后，即使在民主选举制度之下，在党的组织原则和权力技术上，都奉行绝对控制的准则，由此导致奉辛比克党在和人民党长达十余年的较量之后，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几乎退出了柬埔寨的政治舞台。新近崛起的救国党借助于年轻一代对现政府的不满情绪，虽然在大选中获得了40%左右的国会议席，却被人民党在政府组阁时排除。
正是这种对立的政治文化，使得柬埔寨权力结构高度集中。柬埔寨的权力结构既给中国资本制造了某些便利，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麻烦。
几乎所有的东南亚英文报纸和杂志，由于对柬埔寨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每有一个大型项目启动，都会重复报道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腐败，而其报道的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逻辑：柬埔寨政府权力不受限制，遇事则多有腐败，在同类项目上，中国企业最容易获得项目审批、且能够顺利开展项目，而来自西方国家的企业则是既难以拿到项目，又难以保障项目的正常实施，所以中国企业通过腐败俘虏了柬埔寨政府。但是，有关中国企业如何腐败政府，则几乎没有任何事实予以说明；柬埔寨政府在哪些环节更容易发生腐败行为，也没有相对有力的发现。
所以，在话语结构上，尤其是媒体的话语结构中，中国企业和柬埔寨权力的关系是：中国企业出钱，柬埔寨政府出权，共同经营项目。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想象的根源既在于他们对中国和柬埔寨的政治意识形态偏见，又在于相比于西方企业，中国企业更容易获得项目审批和开展项目。东南亚的英文媒体把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几乎描绘成了资本--权力的狂欢，因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真实的关系。
在事实层面上，这种包含意识形态色彩的说辞是没有实际解释能力的。其实，中国资本最早进入柬埔寨，多是以援助的形式，为他们的基础公共工程建设服务，并从根本上改善了柬埔寨的基础公共设施。只是最近十年来，中国企业才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全面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多集中于大型基础工程和能源项目，而民营企业则分布在各个方面，其实，真正和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多是国有企业和大型的民营企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资本和柬埔寨权力并没有任何的腐败行为，只是，我们必须明了中国资本在哪些环节更易腐败，在哪些环节腐败受到了制约，如此，我们才能解开中国资本和柬埔寨在事实层面存在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资本和柬埔寨政府的相互角色。
腐败容易在两个环节发生。一是，中国企业的大型项目投资，一般需要经过柬埔寨中央政府审批同意。这些投资为柬埔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此同时，由于基础建设和政府密切相关，柬埔寨中央政府的自我约束能力有限，正如一位在当地工作十余年的国企负责人所指出的，柬埔寨制度建设远不及成熟的民主国家，即使在大型项目上，人情和社会关系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无法否认的是，在柬埔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官员的廉洁是受到很大考验的，柬埔寨环保部一位官员告诉笔者，其部长的正式工资收入仅有700美元，几乎很难维持一个家庭在本地的开销。而一些企业负责人或是不熟悉本地社会关系和政情，或是为了尽快推动和完成项目，以便调回国内，也存在用钱物开道的行为，同时，一些官员在经历长期贫穷和缺乏制度约束之后，也主动“寻租”和“设租”。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企业的大型海外投资实际上也需要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在中国政府--中国资本--柬埔寨政府这个三角关系中，中国资本并非是脱缰的野马，可以恣意妄为，而柬埔寨中央政府在项目审批和实施过程中，也不是完全无视中国政府而可以任意腐败。这种交叠的关系，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资本和柬埔寨权力腐败的空间。
不过，东南亚的英文媒体将人情、社会关系和腐败都视为不正当的资本和权力关系。
二是，在项目的实际实施过程中，中国资本最难处理的是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柬埔寨地方政府职员收入极低且监督机制最为薄弱，中国企业的工作人员对项目所在地的了解可以说又十分有限，加之中国大型投资项目的运营周期普遍较长，所以在柬埔寨的地方层面上，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并因此而带动了其寻租。笔者曾到一个中国企业投资的水电项目调研，该项目所在的县级政府，负责这个项目工作的几位公务员都购买了价格不低的汽车，而该县范围内只有这一个中国大型经济投资项目，以柬埔寨县级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计算，他们需要至少工作60年，且不进行任何消费才有能力购买。
概而言之，柬埔寨政府对不同类型的项目控制程度不同，导致资本和权力的结合程度亦不同，所以其腐败问题严重程度，既取决于项目的合作形式（包括中柬政府层面的合作、中国企业和柬埔寨政府的合作及中国企业和柬埔寨企业的合作），还取决于该经济项目的具体执行者。
中国资本和柬埔寨权力的结合，并不是资本腐蚀权力，或者权力攫取金钱可以概括。但是这种逻辑却构成了评价中国资本的普遍性话语，而中国资本和柬埔寨权力的实际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中国资本和柬埔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不同关系，因人情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其腐败有显著的不同；在不同类型的项目上，其表现也有显著差异，因而，中国资本和柬埔寨权力的结合有着复杂的面貌，它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资本的扩张冲动，也不完全在于柬埔寨政府较为低下的执政能力，而在于两者结合的过程之中，官僚阶层极度低下的薪酬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对财富的强烈渴望，加之人性和制度的缺漏，腐败就不可避免在某些最需要二者结合的环节产生了。
当然，腐败既是对柬埔寨政府的侵蚀，也是对中国企业及自身的侵蚀，因而必须被遏制，但是意识形态化的批评无助于消除腐败，而是需要回到事实本身，从事实的过程中发现腐败的真实环节和真实的权力--资本关系，才能真正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中国资本的社会后果
1992年，柬埔寨在经历红色高棉的困难、越南式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开始了民主化的历程。此时的柬埔寨，民众在经济上几乎没有分化，但在生活上基本都属于极端贫困的状态。经过二十余年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大规模引入外资，柬埔寨成为东南亚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但是，柬埔寨在重建的过程中，无法回避多年来的战乱导致的人才匮乏、社会基础薄弱、政治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因而，柬埔寨政府虽然在法律层面上严格限制土地兼并，但是在事实上又大力推动农业的大规模生产，尤其是以水稻出口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在法律层面上仿照西方保护劳工权益，但是在事实上又全力推动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制造业，以吸引劳动密集型投资；在法律层面上规定色情业为非法，但是在事实上又着力于打造以色情业为特色的旅游产业，以拉动国家经济。这几乎就是柬埔寨政治--经济的全部矛盾现状。
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之下，普通民众的谋生手段是有限的，生活是凄苦的。但是，相比于红色高棉和越南式社会主义时期，他们的生存状况无疑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相比于一夜暴富的权贵们，他们的生存状况无疑又显得更为糟糕。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阐发的，普通民众只在现状比过去更悲惨的情况下，或认为比过去更悲惨时，才会思念回到过去。所以，柬埔寨民众不希望回到过去，但也不满足于现状。
那么，这样的现状和中国资本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一位柬埔寨华文报纸《柬华日报》的记者是这样总结这个问题的，柬埔寨民众普遍认为，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严重的分化，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国投资，而中国作为最大的投资主体，自然成为普遍批评的对象，成为民众认为的贫富分化的制造者。
加之，中国企业试图把“勤劳”带到柬埔寨，这却成为引发矛盾的新的焦点。在柬埔寨，一如其他东南亚国家，民众习惯了闲散的工作方式，享受那种不受过多约束的工作环境。但是，外资企业带来了高强度的工作文化，带来了以多劳多得为基础的薪酬制度，当然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又表现的格外突出。在贫穷的柬埔寨，民众现在必须在享受闲适的贫苦生活和高强度的较高水平的生活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在贫穷面前，现实总是以这样无情的面貌出现，而无情的制造者则被认为来自中国企业。
同时，20年的社会改革，最先富起来和最富有的都是中国淘金者或海外华人。1993年以来，无数的中国淘金者和海外华人进入柬埔寨，其中一部分人铩羽而归，而另一部分人通过努力奋斗、通过游走在社会和政府之间，顺利步入了资产可观的商人之列，其中极少数者甚至成为富可敌国的资本家，他们掌握了巨额的社会财富。
中国人的成就进一步刺激了柬埔寨的普通民众。其实，这也是一个有着历史渊源的问题。东南亚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在各类东南亚史料中发现，远在16～17世纪，中国人下南洋，他们的勤劳和富裕就不断引来非议，甚至成为被敌视和攻击的目标。
在事实层面上，中国资本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提升了柬埔寨基础设施的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让柬埔寨人摆脱了贫穷。中国资本所带来的这个切实的社会后果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原因部分在于普通的柬埔寨人忽视了自身的历史起点，忘记了自己曾遭受的悲惨命运，当然，很多柬埔寨人甚至还把历史上的悲剧命运归咎为中国的责任。
由于柬埔寨政府执政能力有限，还很难从统计上说明中国资本的进入，对于柬埔寨社会的分化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是在柬埔寨民众的想象中，中国人和中国资本既制造了普遍的社会腐败，又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还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
有时候，想象的事实比事实本身更有力量。可以想见，在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中国资本在柬埔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而在柬埔寨政府行政能力和社会再分配能力短期无法改善的情况下，柬埔寨社会的贫富分化还将进一步加剧，社会裂痕将进一步加深，其结果是，柬埔寨普通民众对中国资本的妖魔化想象也会进一步加大，近几年，在柬埔寨针对某个具体企业的小规模长期化游行已经出现，这会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何弥合事实和想象的事实之间的鸿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资本在柬埔寨的安全和未来发展。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企业在最近几十年开始反复强调和大力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来塑造企业对当地社会的奉献和回报，以此来维持普通民众对企业的良好形象。
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企业习惯于以发展和完成项目为中心的目标，而相对忽视做社会和民众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中国资本形成双重社会后果的原因：在事实方面，改善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民众的认知方面，却被视为社会贫富分化和腐败的制造者。
不过，中石油在缅甸铺设石油管道的例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中石油在石油管道周边建设两侧的村庄，捐建学校、挖井修路，大量雇用沿线的村民作为工人。这种举措在经营中国资本的形象上有着重大的作用。
重新理解中国资本的社会性质
中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既带动了柬埔寨社会脱离普遍的贫困，也为自身带来了巨大的争议。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不列颠给印度带来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同时也打破了印度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并将其带入了崭新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合。马克思在进行写作之时，并未踏足印度，因而也就无法分析民众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那么，不管是立足中国，还是站在同情柬埔寨的立场上，我们如何理解在柬埔寨的中国资本的社会性质，理解它和柬埔寨的悖论性的结合。
某种程度上，中国资本在柬埔寨转型的过程中，也在扮演一个矛盾的角色。在经济发展上，中国资本既是其基础公共工程的主要建设者，又被视为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的攫取者；在社会心理上，中国资本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又被视为贫富分化的制造者和社会财富的占有者。
但是，在东南亚英文媒体上，中国资本被赋予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它们大力地攫取当地的资源，俘获当地的政府，阻碍当地的民主转型。显然，这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认知，既无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资本的性质，也无助于理解中国资本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从权力的分布和构成上，将其区分为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四个维度。从这一角度审视，柬埔寨面临的是来自中国的资本、来自西方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和其自身革命遗留下来的军事力量，以及混杂着西方民主和自身政党传统的政治形态，这些复杂的结合，共同制造出今天处于困境之中的柬埔寨，它不是任何单一力量所能决定。
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资本既不是柬埔寨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也不是这一问题的制造者，它只是在柬埔寨转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参与者的角色。中国资本既不是柬埔寨权力腐败的根源，也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独善其身，它只是在柬埔寨转型过程中尽可能扮演一个具有极强适应能力、寻求财富扩张的参与者的角色。
不过，中国资本已然成为西方新发展主义的“靶子”，并因此遭受无情的批判，这既因为它来自“中国”，也因为它所做的并不太符合新发展主义模式的评价“标准”，这种知识霸权还将长期伴随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
加之，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它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中日益突出。但是它阐释自我的能力却极为匮乏，“和平崛起”、“和平共处”、“永不称霸”等的概念，远远不能让世界接受中国资本扩张时代到来的合理性，远远不能让世界免于对中国资本“新霸权”的恐惧，远远不能构筑起中国之于世界的知识图景，因而，中国资本之于世界在已然事实和知识表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当然，知识建构和政治霸权的关系永远难以调和。
所以，中国资本需要更深地反思自身。中国资本的海外之路，必然会持续面临像在柬埔寨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一样的问题，即在其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政治转型、原有军事力量存续和意识形态输入的多元背景之下，在推动经济发展之外，必须要直面的自身可能扮演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角色，中国资本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资本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之中，也必须要面对如何准确地阐释自身，如何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大体可以接受的关于“中国资本”的知识体系，而非以各类“和平”之名而试图独善其身；两者的叠加，才是中国资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必须要直视的问题。
